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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国内被李白、杜甫“打压”却在日本“封神”被称为日本文化的

  诗界有仙、有圣,当然也有魔——“酒狂又引诗魔发,日午悲吟到日西”,这个诗魔还是自封的,他就是——白居易。

  虽然同列“三大诗人”,但比起一生官运不佳的李、杜二人,白诗魔不光诗有“魔性”,而且官运亨通,27岁就高中进士,在大雁塔上留名“慈恩寺下题名处,十七人中最少年”。

  相比孟郊同志48岁中举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来,白诗魔绝对就是全面发展的青年学霸。

  说回诗歌,在我们的印象中,比起豪迈飘逸的李诗仙、满眼疾苦的杜诗圣,白诗魔的作品光芒稍嫌暗淡,可是白居易的诗在日本,却是各种追捧,他是中国诗坛的魔,却是日本诗坛的“神”。甚至于到今天,仍有日本的“死忠粉”们不远万里来献祭:

  在洛阳的白居易墓园,矗立着很多刻着日文的献碑,其中一块石碑这么写: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,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,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,您对日本之贡献,恩重如山,万古流芳,吾辈永志不忘。

  此外,在日本本土,对白居易同志,几乎没有直呼其名的,从来都是尊称,就连文集也是《白氏文集》、《白乐天文集》、《白氏诗卷》,这一点,连我们中国人都自叹弗如。

  首先得说这个时机问题,虽然李杜两位是唐诗双壁,可是两位出生的时机稍微早了点——大概一百年。彼时,虽然已经有大量的日本遣唐使(最有名的当属阿倍仲麻吕),过来取经学习,可学习得有个顺序,汉字、历法、医学、数学、建筑

  这么多领域,那得排排坐、挨个学,在一定的消化期内,日本还是以学习、吸收、接纳为主。至于体会唐诗精意,进而二次创作,8世纪前后,那还只是星星之火。

  而白居易则赶上了“好时候”:9世纪是日本遣唐使最后的辉煌时刻,而此时也正是白诗风头正劲、霸占印刷界之时,白诗这等“畅销书”,自然是空海等遣唐使文化进口的重头戏。

  活着的偶像远比逝去的传说更有魅力。此外,白诗的特点是——浅显易懂,这对学外语的日本人来说那是格外友好。

  此时的日本,处于风花雪月的平安时代。这个时代有点像中国的魏晋时期,都城之内一片祥和,可是稍远区域,那就相当原生态了。对于这种现实,很多贵族则选择了逃避,在风花雪月中吟诗、抚琴,练字、谈情,这样的背景自然就成了白诗传诵的温床。

  很快,白居易就成了货真价实的“全民偶像”——不仅普通百姓,连天皇、文豪都是他的粉丝:嵯峨天皇把《白氏文集》当成宝贝,叫做“枕秘”,意为“枕头底下的秘密宝物”;醍醐天皇则公开示爱“平生所爱《白氏文集》七十卷是也”。

  白居易还有两位文豪级“迷妹”——紫式部和清少纳言,而她们俩分别创作了巨著《源氏物语》和《枕草子》。

  相对于其他诗人的风格单一,可能因为白居易的多面人生,这导致白诗的风格比较丰富,他自述说:“夫美刺者,谓之讽谕;咏性情者,谓之闲适;触事而发,谓之感伤;其它为杂律。”

  既然样式丰富,那就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日本人喜欢的恰恰是闲适、感伤类白诗,而对于白居易最看重的讽谕类,反而没多少兴趣。

  究其原因,这与日本频繁的地震火山有关系,这些自然现象让日本人骨子里有一种持久、静默的“哀”,用今天的话说“丧”思想流行。而闲适、感伤类的白诗,就触动了日本人的这根神经。

  比如这首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,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远芳侵古道,晴翠接荒城。又送王孙去,萋萋满别情”,明白如话,却又哲思满满,而且充满了离情别绪。这种意境,太符合日本“好花不常在、繁荣不易久”的心境了。

  再比如《琵琶行》,其中对于“夜、月、水、音”的审美以及最后的“哀婉”结局,极致符合日本从古至今贯彻的“物哀”思想。

  平安朝文人在聚会之时,经常会通过做汉诗来彰显自己的才华,菅原道真写的《寒早十首》,与白居易《春深二十首》非常相似,堪称最早的青涩模仿;而岛田中臣的临摹之作《春日雄山寺上方远望》则开始渐得其神。

  白居易一生创作唐诗3800余首,名列大唐诗人之最,不光在中国诗坛熠熠生辉,更堪称日本文化的“导师”。

  日本文化从白诗中汲取营养而滋生壮大,这种文化借鉴与吸收,值得我们关注,或许中华文化走出国门的契机,便在其中。